是亡在他手上的。这就等于说明， 潘捏章的推论“福通盖非死于珍者也”是正确的。当然， 对于朱元璋即位告祭文中提到刘福通之名，还可以做出其它解释。例如王世贞认为:“史惟称刘福通而不及韩林儿。至上即位告上帝文，亦止言福通，盖讳之也。”不过这与潘#1章的解释并无矛盾，只是关注的间题有所不同而巳。王世贞关注的是告祭文中本应写作“安丰韩林儿”的地方写成了“安丰刘福通”，所以他说“盖讳之也”。潘梗章关注的是告上帝文中提到刘福通之名这一事实，因此他说“福通盖非死于珍者也”。因此即使承认告祭文中有隐讳，这也不能成为开脱朱元璋的理由。应该看到，刘福通是龙凤政权的丞相，朱元璋又出身于红军，对于刘福通之死，朱元璋同样需要隐晦，然而事实上在告祭文中却没有隐讳。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可能在于:既然韩林儿之名必须隐讳，如果再将刘福通之名隐去，此事便没法记了。于是只好避重就轻，只言刘张士诚围安丰，福通请救，太祖亲赴援之，先常遇春引兵至福通，不提韩林儿。
除了潘柽章指出的以上两方面，“安丰说”还存在另外两个明显疑点。
其一，吕珍如果能够杀死刘福通，他为什么没有同时杀死韩林儿?在龙凤政权中，韩林儿是皇帝，刘福通是丞相，韩林儿的地位至少在名义上比刘福通高。当安丰受攻时，韩林儿、刘福通二人皆在城中。摄诸情理，吕珍若能破城杀死刘福通，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韩林儿，即使不将其杀死，至少也会将其带回去请功。然而结果却是韩林儿既未被杀，也未被吕珍所俘，反而被迟列的朱元璋带回了滁州。如果相信“安丰说，‘，这种现象实在没法解释。
其二，《元史》为何不载此事?刘福通在元末是个著名人物。对于这样的人物，明朝洪武年间修的《元史》中理应对其结局有所交待。然而《元史》记韩林儿、刘福通，只记至至正十九年元军攻占沛梁。“刘福通奉其伪主遁，退据安丰’，便没了下文。《元史》这样记，显然不能用作者的疏忽来解说，当时参预修《元史》者水平皆不低，不该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于是最合理的解释便是要隐讳。然而隐讳什么呢?很明显，只有刘福通之死与朱元璋有关，才有隐讳的必要。倘若刘福通之死与朱元璋毫无关系，朱元璋只是未能来得及救他，据实直书不仅不会对朱元璋的声誉有什么损害，反而更能说明他的仁义。有这等好事，明初君臣又何乐而不为呢?
对于我们而言，既然已经知道《明太祖实录》记载刘福通结局的文字有诸多疑点，那么对荃于此文字的“安丰说”，又怎么能够轻易相信它就是实情呢?
，刘福通死于瓜州渡的具体原因，依(庚申外史》的记载是，’遇风浪掀舟没”，属于意外事故，而在宁王朱权奉敕编撰的《通鉴博论》中，则是被人为地淹死。该书卷下1载:“是岁(按指至正二十六年)，廖水忠沉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二者相较，应当说《通鉴博论》的说法更符合情理，当为真实历史的反映。之所以这样讲，乃是因为，如果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