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恐怕是毫无意义。”
江正也是针锋相对，皱眉道：“即便减罪三等也要诛连族人？我朝何时有过这种规定？依大明刑律之《盗律》……”
“江公子此言大谬，这些犯人之各项罪行，理应是以谋大逆而论，并不适用《盗律》……”
“即便是谋大逆，也是十六岁以下尽斩罢了，何来诛连？在嘉庆年间，就曾经……”
“江公子既然提到嘉庆年间，又为何对成祖时期避而不谈？更别说是太祖亲办的三大案了……”
“我朝刑律以《名例律》为总纲，具体实行则是以《律令直解》为准绳，贾宦官难道不知‘为例’与‘不为例’的区别……”
“太祖有规定，《大明律》不可更改……”
“虽然《大明律》不可更改，但贾宦官还是忽略了成祖以来历代圣皇陆续颁布的《问刑条例》……”
*
就这样，只是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小细节，就让江正与贾伦两人滔滔不绝的激辩了起来。
而霍正源、徐盛英、席成这三位名义上的主审官，却只能在两人的滔滔辩论之下目瞪口呆，完全无法插话。
《大明律》乃是一门极为繁深的学问，从制定之初就总结了历朝历代的法令条理，可谓是封建王朝时期法律的集大成者。
明太祖朱元璋颁布了《大明律》之后，一方面是得意于《大明律》的完善严谨，一方面又担心后代皇帝“变乱成法”，所以还屡次颁布祖训，表示《大明律》永世不得更改。
但再完善的法令条文，也总有一天会与时代脱节，所以明朝后代君臣为了适应实际情况、矫正《大明律》不可更改的弊端，就陆续颁布了许多“临时条例”，嘉庆时期把这些“临时条例”整理修订，编为《问刑条例》二百七十九条，万历皇帝又把《问刑条例》扩充为三百八十二条，再等到德庆皇帝时期，《问刑条例》已经扩充为近五百条之多！
与此同时，明朝还实行“律令并行”的规则，就是官府审案之际应该同时遵循《大明律》、《问刑条例》、以及前朝相似案件的判例，让明朝官府审案之际的具体情况愈发复杂。
最重要的是，皇帝的意志被视为金口玉言，他们亲自圣裁的判例与成案，往往是视作与法律具有同等效率的条文，而历代明朝皇帝也皆是任性之辈，不仅是经常亲自插手各类案件，也经常凭着自己一时喜恶随意裁定断罪量刑之事，所以在明代皇帝的诸多圣旨之中，就充斥着大量的“为例”、“不为例”、“无例”这类限定词。
所谓“为例”，就是指这道圣旨属于常法，往后遇到相类似情况皆要遵此办理；“不为例”就表示这道圣旨只具备一次性效应，后世不得引以为例；至于“无例”就更荒唐了，表示明朝皇帝尚未决定自己的这道圣旨究竟应该属于常法还是“特恩”——而仅仅是明宪宗一朝，“无例”圣旨就有十六道之多！
如此一来，明朝法令的复杂深奥，就已经不是正常人可以搞明白的了。
而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