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喇嘛之父诏传至京， 给了个“辅国公”的衔头， 请他在北京安生呆着，没啥事儿就甭回西藏去了。
颇罗鼐对朝廷“克尽忠诚，实心效力”，当政期间，西藏地方无事，民人安居乐业，前后凡二十年。
颇罗鼐表现不错，他病故之后，朝廷按照他的遗愿，准其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郡王爵，继续总理藏政。
这下子麻烦来了。
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这名字真特么拗口——上台之后，胡作非为，先是杀兄逐侄，构衅**喇嘛，继之自立名号，阻断北京和西藏的塘汛，最后，干脆跑去和准噶尔勾搭在一起——他老爸当年可是靠打准噶尔起家的。
得到准噶尔发兵支援的承诺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决定跟朝廷翻脸，他布置兵马，打算屠尽驻藏大臣以下客军客民。
危急关头，驻藏大臣傅清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诱至驻藏大臣署衙，一刀砍了他的脑袋。
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部下，鼓噪纵火，围攻驻藏大臣署衙，傅清及副手拉布敦，皆力战殉国。
傅清、拉布敦虽然死义，但叛军群龙无首，很快便被朝廷镇压下去，没有酿成全藏范围的大乱。
事后，高宗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再不能给某个藏人以统管全藏的权力，不然，西藏天高皇帝远，时日一长，不论是谁，都会骄狂难制、蓄萌逆志。
嗯，那该怎么办呢？
好吧，放**喇嘛出来吧。
高宗的算盘是，名义上，把最高行政权力交给**喇嘛，但实际政务，由下面的噶厦政府处理，这样，**喇嘛其实并不直接掌握行政权力。噶厦政府呢，只有办事权，没有最后的决定权，一僧三俗的四个噶伦，彼此的地位，又是平等的，每个噶伦的权力都是有限的，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故事，再也不可能重演了。
乾隆十六年，《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公布，**喇嘛首次获授权参政。
应该说，高宗的设计，颇为精巧，甚至颇有一点后世之“虚君”的意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藏确实无法自外于北京的朝廷了。
可是，这个制度的副作用，也非常之大。
一是西藏虽不生大乱，但政局却长期动荡不安。
摄政和噶厦、噶伦和噶伦，谁也不服谁，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下绊子，打黑枪，直至撕破脸皮，大打出手。
热振和夏扎之争，就是很好的例子。
四噶伦地位平等，相互不服气好理解，摄政和噶厦，为什么也彼此大眼瞪小眼呢？这是因为，摄政上任之前，都是某大寺的“堪布”——即主持，都没有什么行政经验，噶厦政府的噶伦，却个个政务精熟，对新官上任的摄政，难免看不上眼。既然轻视，便不会服气：昨儿你还在我们下头，今儿就爬到我们上头来了，人五人六的，凭什么？
**喇嘛由“灵童坐床”至“成年亲政”的“空窗期”，偏偏又特别之长，摄政和噶厦，乃有足够的时间，你来我往，你争我夺，整个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