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继而展开轰轰烈烈的汉化改革，此事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或谓政体之倒退、亡国之开端，以文明为衰源，难免就有些偏激。
无论文明或野蛮，一个政体之成熟，需要有循序渐进的过程。
东汉末年本就文明分径之始，至魏晋而入歧途，南朝之所相继，糟粕实多。北魏政权之进程，显然并无分辨良莠之底蕴，其统治阶级自愚昧而骤入典章，失于迅猛，拙于自纠，步子太大、要害分离。
早在公元519年，北魏洛阳羽林军便曾爆发动乱。
《魏书》卷六四《张彝传》详尽记述了这一过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由是众口喧喧，谤讟盈路，立榜大巷，克期会集，屠害其家。……神龟二年二月，羽林虎贲几将千人，相率至尚书省诟骂，求其长子尚书郎始均，不获，以瓦石击打公门。上下畏惧，莫敢讨抑。遂便持火，虏掠道中薪蒿，以杖石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极意，唱呼嗷嗷，焚其屋宇。始均、仲瑀当时逾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群小，以请父命。羽林等就加殴击，生投之于烟火之中。及得尸骸，不复可识，唯以髻中小钗为验。仲瑀伤重走免。彝仅有余命，沙门寺与其比邻，舆致于寺。远近闻见，莫不惋骇。……官为收掩羽林凶强者八人斩之，不能穷诛群竖，即为大赦，以安众心。”
这一次事变因排抑武人而爆发于畿内要害，但北魏朝廷却不能穷诛群竖，足见政权裂痕之深、分崩在即。
尔朱荣以边境武人而入朝，洛阳禁军全面倒戈，亦足以说明在文武解体愈演愈烈的当下，内外武人们基于政治失意的共同处境，已经达成以武力破局、重新获取政治地位的共识。
这其中，时任洛阳禁军武卫将军的费穆，不只举戈投降，更直接劝说尔朱荣大杀洛阳群臣。
穆潜说荣曰：“公士马不出万人，今长驱向洛，前无横陈者，正以推奉主上，顺民心故耳。既无战胜之威，群情素不厌伏。今以京师之众，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虚实，必有轻侮之心。若不大行诛罚，更树亲党，公还北之日，恐不得度太行而内难作矣。”荣心然之，于是遂有河阴之事。
费穆曾与尔朱荣有旧，或谓心腹进言以杀立威，但其所言“公还北之日”语，说明在其构想中，尔朱荣此番南来最终结果不应是入朝秉政，而是仍然归镇地方。
据此，这一番进言更像是费穆代表洛阳禁军系统与尔朱荣进行的一次谈判和交易，即就是大行诛罚，以杀立威，从而整体抬高内外武人在北魏朝廷的政治地位与话语权。
尔朱荣起兵伊始，与六镇豪强达成伐叛匡主的政治共识，于河阳拥立孝庄帝元子攸，获取到北魏朝廷一定政治资源的支持，又与洛阳禁军进行了大行诛罚的交易。
至此，河阴之变一系列联络前情俱已达成。
至于在事变过程前后，孝庄帝元子攸与六镇豪强是否预事并执行、究竟涉事几深，因其各自特殊性，事多隐没，但想来应该不会在事件中清白独善